周惠敏，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，现任山东慧敏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，长期致力于冶金节能技术及表面功能材料研究，开创了强化蓄热体辐射传热的先河，助推世界钢铁企业节能减排。
曾连续两次赴南极科考，主持过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等多项国家、省市科技项目。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、全国先进工作者、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并获十佳提名奖、全国三八红旗手、全国巾帼建功标兵、全国十大杰出职工等多项国家、省市荣誉。
山东慧敏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专业致力于冶金节能技术研发、生产及推广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，是国家发改委、工信部备案的节能服务公司。
公司原创的高辐射覆层节能技术，首次将高发射率材料涂覆于蓄热体表面，解决了传统红外涂料在高温下易脱落的世界难题，为炼铁、焦化等高耗能冶金领域的节能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有效途径，是冶金节能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。公司拥有国家发明专利9项、国际专利2项，起草国家、行业标准17项。
火柴厂走出的大学生
张林：您获得的荣誉很多，在这么多荣誉当中，您最看重的是哪一个？
周惠敏：在众多的荣誉当中，我最看重的是国务院特殊津贴，它虽然是一种待遇，但是我把它看成一种荣誉。我觉得这是对我这几十年科研生涯的肯定，所以这是我最看重的。
张林：这么说起来您还是更喜欢作为一个专家，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这种身份出现。
周惠敏：是的，我这一生当中的主题是搞科研、搞技术，科研是我的本行，但是我对其他的身份也挺喜欢，我现在最喜欢的是当奶奶。
张林：您的经历挺传奇，最早从火柴厂干临时工，后来又考大学，那是怎样的一个经历？
周惠敏：说实话，当年我高中毕业以后，找工作是比较难的。也可以说，能找到一份临时工的工作是比较幸运的。在火柴厂干临时工，干了将近三年，我觉得那段时间对我一生的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。第一，那个时候我在车间里干活——“三班倒”。“三班倒”的工人应该是社会最基层的工人，对于高强度的、恶劣的环境的忍耐，对我是个锻炼。我在到火柴厂之前身体极端不好，甚至都好好的晕过去过。后来经过火柴厂这些年的锻炼，因为劳动强度大，吃饭多，活动开了，身体素质也提高了。还有就是，工人们的优良的品质，对我影响也很大。在这些师傅的身上看到了、学习了朴实、任劳任怨、互相帮助、关心直率的优良品质。
张林：在这么大的工作强度下还能考上大学？
周惠敏：我是1977年上的大学。听说恢复高考以后，当时离着高考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，同时还在火柴厂工作——“三班倒”。下中班回来以后，洗把脸，先看一会书，看困了再睡觉，睡醒后继续看书。就这样，拼了命的看，还是没看完。把数学、物理看完了，语文看了一部分，政治看了看复习提纲，化学一点没看，就这样去参加高考了。在高考之前请了10天假，老班长对我们特别好，就说：“你去吧”！我们一般不准请假，但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准假了，我就专心复习功课。当时正好赶上母亲生病住院，我替姐姐照顾母亲。到最后的几天了，背背政治。临到高考的时候，我拿着块馒头边走边吃，刚拿上馒头要关家门一刹那，猛的一想，“遵义会议”是哪年开的？赶紧回去翻开复习资料，看看遵义会议是哪年开的。到了考场打开卷子一看，哇！有一道题就是遵义会议是哪年开的？多挣了10分。这些小故事现在想想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
张林：这一考还真考上了。
周惠敏：那年感觉考的不是太好，因为化学没复习，基本上就把分“扔了”。平时，数理化考试我基本都是满分，现在来讲，就是“学霸”。
张林：当时去那所大学是您的本意吗？
周惠敏：我大学就读于北京钢铁学院。当时我是服从分配，但没报考这个大学。据说，那一年北京的招生人员来的比较早，把分数比较高的、服从分配的，都“敛活”走了，我就被“敛活”到钢铁学院去了。
从时代骄子到躬耕科研
张林：这一次服从分配让你和钢铁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周惠敏：对，从学校出来以后就到济钢了，济钢是对我的思想转折有很大影响的单位。我的班长是一个女同志，50多岁，长得非常漂亮。她是老大学生，1952年大学毕业，可想有多出众了！她告诉我们，每天中午回去，都会匆匆忙忙地给一家人做饭，吃完饭赶紧定闹钟午休。她的身体还不太好，要休息一会，但是每次响铃的时候心里就砰砰跳，总是害怕晚了。缓一下就骑着车子到单位。当时所长管理的非常严格，天天站在门口查迟到。13:30上班，只要没进门，就算迟到，这种要求使得她每天精神紧张。还有其他的一些女工程师，她们也是天南海北调过来的，有鞍钢的，还有其他的地方的，都是一些大学毕业生。我和他们在一起做科研实验——钢种实验。
张林：这种实验一做起来就周期挺长的。
周惠敏：做钢种实验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要炼钢、轧钢，尤其是轧钢的时候，机器年久失修，经常出问题，哪出了问题就修哪里。这样做实验常常连着几天，有的时候半夜里弄得挺晚。他们岁数这么大了，和我们一样在做这些实验。在他们身上就看到了我未来。因为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，大家会对高考的这些学生评价是非常高的，寄予的期望也高。那个时候有一个名词来统称这些人——时代的骄子。真到工厂以后，我发现没有人把你当成骄子。他们如此可以值得骄傲的人，照样是普普通通的人，干普普通通的事，做普普通通的实验。那个时候我给自己重新定位，由那个时代的骄子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人，干普通的事。
张林：要想做到这个转变对于一个有着光鲜履历的年轻人来说并不容易。
周惠敏：后来我记得我有一张照片，我还在后面写勉励自己的话——老老实实做人，踏踏实实干事，平平常常的活着。那个时候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这样。所以有了这个信念，有了这句话，一直在指导着我，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成绩，有的时候做成功的实验，连自己都要抓狂的情况下，那时候还是不忘了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人，干的事就是一个普通的事情。很多历史的发展就这样，当时很激动，时间长了以后它就是个普通的事情了，好多的这些成果都是在普通之中出来的。每天在重复那些实验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些普通的事情。但是结果有的时候作用很大，也让自己欣喜若狂，就是兴奋的时候，自己给自己定位还是一个普通的人。
两赴南极的传奇经历
张林：甘于平凡，反而成就了不凡，您获得了去南极科考的机会。
周惠敏：实际上这是一个机遇。可以说到南极去的时候，也是让我一想起来常常自豪的一件事情。当时我没有料到会让我要去南极，我只是想把我的技术和产品让他们用到南极。那时候叫“南极办”，我当时在山东省冶金研究所工作，他们到我们所里来进行考察，考察完回去以后，就来征求我的意见，问我能不能去？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么好的事到我身上来了，我说我能行吗？他说你去了以后不用干活，有人替你干活，你只要指挥好、组织好就行。我说这个没问题，我干活也没问题，但是这么大的事我能担得起来吗？他说相信我能行。这样我去了，去的时候就一直很兴奋。
张林：光有兴奋吗？
周惠敏：到了后来的时候，南极办给我们寄了一个考察队员登记表，其中还有一个好像“生死状”类似的条款，有几个选择：如果在南极遇到意外，遗体是运回祖国，还是就地掩埋？我一看，就想南极考察并不是只有想象的那种风光，确实是有安全隐患、安全的风险。当时我稍微一犹豫就签上名了。签名以后需要让我先生签名，我先生看了看以后把它扔到一边去了，没签。后来极地办说有个截止日期，要签上。于是他拿出来了，很沉重的签上字就寄回去了。
张林：一下子让人感觉挺悲壮的。
周惠敏：真正的感觉比较强烈的时候是雪龙船离开上海民生路码头的时候，码头上有很多送行的人群。我们船上的船员很多都是原来向阳红10号一个沉船上的海员，他们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。南极考察每年都要出海一次，他们走的时候，家属真的是生离死别，他们都哭。看到他们挥泪告别，我心里一下子就想到了签那个字了。当时就想，有一种再见了祖国，壮士一去不复返的那种感觉。可以说是很悲壮。尤其是当时我带个小摄像机，把那个镜头往远处一推，看着远去的那个人群，远去的堤岸，一幅就要走的那种感觉，挺悲壮的。
张林：好在没出什么事。
周惠敏：咱们国家的安全措施比较好，基本上没出什么事，但是也遇到过危险。曾经拉油管的时候，陷到冰里去了，如果要是挣扎，滑到海水里去，那就麻烦了。茫茫冰原真是不好救你，这么冷。还有一次是经过西风带，船摆的太厉害了，按理说在西风带的风眼里比较平稳。但没想到风的风速或者船的船速可能没配合好，结果就上了风比较大的地方去了。船的单板也到了42度，我们在窗户里就能看到海水，很吓人，那一次如果失事，肯定是必死无疑。当时天黑的像黑锅底一样扣在上面，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的集装箱还出故障，还跑甲板上去，整理那些东西去，甲板上头比船舷还要高，说滑下去就滑下去，真是很危险。
张林：南极的经历对你今后的职业生涯应该很宝贵。
周惠敏：应该说是“南极考察”是比较考验人的。后来我先生也问过我，南极这么苦，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我想了想，4个字，一个是信念，一个是坚持。一定要完成任务的这种信念，再一个就是坚持。我觉得这2个词、4个字，也可以说是指导了我以后的科研生涯。其实搞科研会经历很多的失败，绝大多数是失败。做一次实验不理想，再做一次实验还不理想，真正的理想是在很多次不理想的经验积累下，不断地摸索。就像堆粮食一样，要想堆到最尖上那一粒米，底下得铺得很大。
南极归来，投身商海
张林：从南极回来之后，自身变化很大，外部环境同样变化很大。
周惠敏：我去两次南极，从1995年到1997年的4月份回来以后，那个时候冶金研究所已经改名叫冶金研究院了。当时研究院已经推向市场了，靠我们科技人员在市场上寻求项目来养活自己。后来我就要求成立一个公司，专门搞一些新项目的研发。当时成立公司，济钢领导给了很大的支持。我们科室的人员也参股一起搞这家公司。这是从南极回来以后又一个大的抉择，当时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人支持我。我先生一听我办公司，勃然大怒。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全国劳模了，他总觉着我是劳模，就应该“使劲拉车”，选方向的问题不用我考虑。
张林：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开了公司，却发现单干也并不容易。
周惠敏：刚开始的时候，人家说什么挣钱我们就干什么，只要能挣钱就行。我们给高速公路上刷过围挡，什么都干过。但是干那些事情都不长久，挣钱也都是临时挣一下子。将近两年的摸索，也成熟一些了，就想不能人家说什么赚钱，我们就去干什么，那不是我们的所长。那时候我在搞一种这种节能涂料，这种节能涂料过去只是用到轧钢加热炉，但是能不能用到其他的领域呢？我就请专家，请冶金设计院的专家、请锅检所的专家，只要是这方面的专家我都请来了。人家平常没有时间，只有星期天有时间。星期天我们员工都不放假、不歇班，都来听课。连续听了这么几个星期的课，我们就分析，我们这个技术可以用到炼铁的高温热风炉。我们只是根据我们这种材料的性质来做分析，但是这个材料从来没有用到过这方面。它过去是用到炉窑的内壁，现在我是把它用到蓄热体表面，这是截然不同的。所以刚开始推广的时候，就有很多的专家是质疑的。刚开始几年很难，在2006、2007年，我们曾经有过10个月没有给员工发工资，太难了。
张林：好在最终你们还是成功了。
周惠敏：当时一边开拓市场，一边搞这方面的适应性的研究。我进行配方的调整，包括浓度等各方面都进行调整搞研发。经过不断的这种实验室的实验，还有应用实验，最后把它定性了，效果非常好。现在这个技术应该说是在全国的钢铁行业都在使用，包括鞍钢、首钢曹妃甸、宝钢，还有很多的民营企业，好多知名的企业都在用我们的技术，还有国外的安赛乐米塔尔，还有浦项都用上我们技术的，现在技术一共有接近90家钢铁企业，几乎就是全了。
张林：这就是在业内很有名气的“杰能王”纳微米高温红外节能涂料及其覆层技术。
周惠敏：我们这些主要是在钢铁行业，已经运用了700多座热风炉了，有的热风炉用了一次，第二次大修的时候它又用上，累计已经节省标准煤有570多万吨，折合效益的话是200多个亿，为社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00多万吨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，同时也减少温室效应。各方面用的多，就是它的作用挺大的。整个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帮助。
张林：用现在最时髦的话说就是节能减排。
周惠敏：节能减排这个词应该是2000年左右提出来的。2008年、2009年的时候，我们开始瞄准这个项目的时候，真正开始搞项目，03年是做的实验，04年的时候就开始在这个热风炉使用。我们应该说是意识比较强，意识到节能减排是国家应该以后要注重的问题了。所以说我们也在这方面赶时髦。
张林：您现在到了这个年纪了，应该算是功成名就了。今后公司准备怎么发展？
周惠敏：从技术上到保障上、到检测、到整个体系的保证，我们做的非常好了。这个是我们不会丢弃的。在这方面围绕着技术，我们十几项发明专利。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技术，稀土永磁材料的防腐液，技术30年了，到现在还是保持着领先。应该说这也是我这一生感到很自豪的技术。其他还有一些技术，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，只好是抓大放小了，大的项目我们继续干，像我们搞的节能覆层项目。稀土永磁材料防腐液这个小的项目虽然不是说特别大，但是在没有替代品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满足客户的需要。其他有替代品的也和别人竞争的，我们就都不做了。事业就是这样，有自己的生存，也让别人生存。
张林：从一名科技工作者转变为一名女企业家，你觉得女性群体在经营企业方面有什么优势吗？
周惠敏：我觉得女企业家除了人们常说的心细，感情细腻，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一种坚持。女同志的这种坚持，这种忍耐性可能比先生们还强，你看一样出来干活，出来工作，回家以后常常是女同志先下厨房做饭，洗衣服去干什么，实际上累吗？都挺累。但是女同志的忍耐性就比较强一些，这种忍耐性帮助女性做企业的成功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。再一个女同志这种细腻也是非常重要，作为企业的管理，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的管理和员工的沟通，我觉得可能也是处于优势的。
采访后记
周惠敏早已年逾花甲，但是老这个词丝毫和她不沾边，精力充沛，神采飞扬，岁月似乎在她这停滞了。从年轻时起，周惠敏就是个活力四射的人，即使在火柴厂的那段艰苦岁月，也被她过得有滋有味。当裁缝，做木匠，去郊游，顺带还参加了高考。
会生活，更会工作。在一个天赋满满又作风严谨的团队中做科研，锻造了周惠敏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心态。放下时代骄子的架子，挑起单位交给的担子，这一走，周惠敏走到了南极，成为一名优秀的科研工作者。
即使下海经商，周惠敏还是恪守做科研的本分，成为节能减排的践行者。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，离不开资金。但在周惠敏眼里，挣钱不是最重要的，自己的技术能被广泛的应用才更值得自豪。
听周惠敏讲故事，三天三夜也听不完。在她的故事里，你能从一个人的奋斗史当中洞悉时代的发展史。与时代同行，周惠敏他们是幸运的。但是谁又能否认，这份幸运不是用辛勤灌溉出来的呢？
